◆ 我希望中国在10年内，能够在基础科学尤其是数学科学上，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
◆ 中国一定要成为数学强国，这是根，是整个科学跟科技养分的来源
◆ 做第一流的学问要走出大路，要因为你的这个发现影响到很多学者的前途，影响到他们要做的学问。这才是大学问
◆ 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志愿要大一点，要为国家、为世界的发展做出努力——无论是在科学还是人文领域
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丘成桐：
中国一定要成为数学强国
文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李斌 魏雨虹 魏梦佳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术，一辈子想的就是把学问做好。”丘成桐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自2009年担任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这位世界级数学家、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始终致力于为中国培育数学英才。
今年初，清华大学推出“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丘成桐说，他寄望通过这一计划，在10年内培养出一批不必出国取经，完全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世界一流学者。
在2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丘成桐反复提及的词汇是“第一流”“全人类”“世界强国”。在他看来，做第一流的学问，是走前人从未走过的大路，是完成一辈子最重要的好奇心，更是为了全人类的和平与幸福不断向前。
《瞭望》：2009年你担任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2018年开办“丘成桐数学英才班”，现在又推出“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是什么驱动你做这些？
丘成桐：从我1979年第一次回中国，就想将中国的数学研究搞好。但那时候中国底子很薄，无论是经费还是学生，都尚未具备做好第一流事情的条件。只能慢慢教育一批年轻人，教出来的年轻人也只能出国——这些年轻人留在国内，大概学术前途也会有限。
显然，要让中国的数学成为世界一流，不可能长期靠这种方式。2000年以后，中国比从前富裕，逐渐有能力投入世界一流数学人才的培养。我的看法是，一定要真真正正在本土培养真的能留下来的数学人才。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引起学生对学问的兴趣，面向全国中学生开展数学竞赛。“丘成桐中学数学奖”竞赛从2008年开始，主要目标就是提起中学生对数学、对理科的兴趣，让他们晓得数学是有意义的。我们基本达到目标，越来越多的学子参加竞赛。但是这批竞赛获奖的学生里，大部分还是出国而不是留在国内。当然从出国的角度讲，竞赛办得很成功，差不多一半以上得奖学生都去到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美国顶尖学校。
我做的第二件事情是举办大学生数学竞赛。跟中学生竞赛不大一样，中学生主要是提起他们的兴趣，办大学生竞赛的目标，则是让他们真正有能力做学问，真正花时间把基础打好。从2010年开始办“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后，我们花了不少功夫训练这些学生。
《瞭望》：你今年72岁，从世俗观念看已功成名就，支撑你在中国继续培养数学人才的最大动力是什么？
丘成桐：我希望中国在10年内，能够在基础科学尤其是数学科学上追上世界强国，希望中国的数学能够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清华大学的“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跟这个有直接关系。为什么叫领军人才？我想每年培养100个最好的学生，请一批世界上最好的学者来训练他们，从中学毕业到博士毕业一共训练8年，期望这批学生博士毕业后达到世界级水平。
丘成桐：如果所有政策配合得当，所有人群策群力，我想一定可以做成。因为现在我看到的中国学生，不比美国最好的学生差。如果他们真心想学数学，一心一意做好这门学问，而不是受到家长或其他因素影响，转而去念经管、念那些对他赚钱有好处的学科，那么我们在数学上10年内赶上世界强国绝对没有问题。
数学学科跟其他学科不一样，它不需要做实验，所以一个学生基本上8年内，就能够做成第一流的论文。然后他再研究两年，到那时，我们应当有几十个甚至一两百个学生能够跟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学生水平相当。
丘成桐：这是从前的事情，现在我不期望他们出国，希望他们8年内都留在国内。
现在跟从前不一样，我们有能力训练他们。我们的师资不比美国最好的学校差，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出国。
2018年菲尔兹奖得主Caucher Birkar，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教授Nicolai Reshetikhin——低维拓扑、群表示论和量子场论方面的一流学者，以及哈佛大学教授Wilfried Schmid——他在哈佛讲数学系最出名的一门课Math55，还有2010年菲尔兹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吴宝珠……他们都会加入我们的“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
而且我们的师资力量还在不停增强，所以教这群学生的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学者，他们根本不用出国。
《瞭望》：在你看来，学生毕业后出国是否容易造成数学人才流失？
丘成桐：数学人才流失的问题的确存在。有一段时间，评判中国高校的标准，就是看学校的学生中有多少毕业后到国外名校念书。这个指标对学校数学系甚至对整个学校来讲都非常重要。久而久之，学生就认为最好的前途是出国，而不是留在国内。
很多优秀的年轻学者毕业后也不愿回国，想在外国待满三年。待三年的结果是什么？刚开始，可能很多国外学校还不了解他是一位很好的人才，三年后就会比较了解，就会用很好的待遇留住他。
坦率说，国家的一些政策可以围绕将优秀学生留在中国做出调整。比如不一定需要在国外待三年才能申请人才扶持计划，才能够“戴帽子”。
对于我们来讲，第一流的学生跟第一流的老师同样重要。为了留住这些学生，我们要考虑疏通一些政策上的堵点。
《瞭望》：你曾说21世纪应该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代，希望帮助中国成为领先世界的国家。你认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关键是什么？
丘成桐：基础的东西一定要做好。
比如领军人才的培养。假如今年有100个学生进来，8年后就有800人，就算只有30%成功，也有200多人。如果我们能培养200多个世界第一流的学者，那也差不多达成目标了。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中国的基础科学很快成为世界一流。基础科学成功后，很多“卡脖子”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以前我们不晓得一些基础原理，就把外国早期做好的技术拿来用，但这样的做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无论如何，最先掌握这个技术的是他人，你再怎么跟也是有限。
“跟”不能解决“卡脖子”问题，只能是我们自己把基础学问做好。中国可以产生自己的一流基础研究成果，我们就不会只能跟着人家走了。到那时候，不仅是我们跟人家学，人家也要来跟我们学。
《瞭望》：你为什么说中国要成为领先世界的国家要先成为数学强国？数学强国和领先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丘成桐：中国要成为领先世界的国家，一定要把基础打好。没有基础科学，根本不可能成功。中国要做领先世界的国家，科技一定是最重要的。科技成功一定要有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理论科学，而理论科学里最重要的是数学。中国一定要成为数学强国也是这个原因。
这是根。这个根的作用你可能一时看不到，但慢慢就会发现它极其重要，它是整个科学跟科技养分的来源。
《瞭望》：在你看来，“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可以产生帮助中国领先世界的数学家？
丘成桐：是的，我觉得一定可以。只要我们真正地、良好地培养这批学生，而不是误导他们。
误导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长要求他们去念赚钱的学科。我遇到很多天赋很好的学生，他们对数学本身也有很大兴趣，但家长坚持他们一定要去念赚钱的学科，比如金融。
家长认为小孩一定要赚钱，赚得越多越好，这是不幸的事情。我遇到很多这样的家庭，其中大部分经济条件其实不错，并不需要小孩只顾着赚钱，但这个观念确实很难改变。几乎每一个家长最开始都跟我讲“主要看小孩的兴趣”，但是最后往往不是这样。
《瞭望》：你从广东乡村走出，成长为世界级数学家。你的“几何人生”是怎样的？
丘成桐：我虽然在乡村出生，但我父亲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所以我从小对学问就很敬仰。做学问没有止境，我还希望自己能够做出一些更重要的工作。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我还没有达到。
《瞭望》：你破解了很多数学难题，现在还有新的目标吗？
丘成桐：破解难题不是数学唯一的事情。还是要找到好的方向，去解决一些困扰学术界的很重要的问题。
这不完全是难题的问题，而是方向，需要走通的方向。
丘成桐：其实很简单，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术，一辈子想的就是把学问做好。
假如我们有足够多的中国学者愿意这么走，中国的科学、中国的学术会很快变得很好。从前我在美国观察中国的学者，有一部分人其实不是为学术而来，他们把做学问当成一个跳板以便来到美国，达到目的之后，就对学问失去兴趣。这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瞭望》：你反复提到的学问，指的是探索未知，突破原有边界吗？
丘成桐：对，要有好奇心。假如中国有足够多的学者在好奇心驱使下不断探索，中国整体科学发展会有很大改变。
我有一些美国朋友，他们赚钱很多，但归根结底想的还是做学问。一个身家大约300亿美元的朋友，他80多岁了，仍然手写8页纸跟我讨论学问。
对我们来说，发现一件别人从来没发现过的事情，这种突破未知后的成就感，是很大的荣耀。
《瞭望》：不仅仅是数学，你对人文也很有研究。人文素养对你的数学研究帮助大吗？
丘成桐：帮助很大。
科学跟人文是能够互相帮助对方的，好的科学知识对人文有帮助，好的人文修养对科学同样有帮助。
一个人有了人文修养后，想法、谈吐都会不一样。在“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里，我也花了很多功夫研究这个事情。历史，尤其是科学历史，外国文学、中国文学、东西方哲学等，都是我希望参加这一培养计划的学生能够形成认识的，而且不仅仅是普通的认识，而是深一点的认识。
在理科方面，除了数学本身以外，我们还要教他们学习物理。总的来说，我们是要培养通才，而不是只对数学有认识的人才。
《瞭望》：在你看来，什么样的学问才是第一流的学问？
丘成桐：不管是科学还是人文，做第一流的学问本质上很简单，就是要发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条路要是一条大路，而不是小路。
做第一流的学问要走出大路，要因为你的这个发现影响到很多学者的前途，影响到他们要做的学问。这才是大学问。比如爱因斯坦影响了整个20世纪物理的发展，他做的就是大学问。做不到爱因斯坦，做狄拉克也行，他影响到量子力学的发展。总之，一路下来有层层不同的学问，如果是人家做到差不多不做了，你才跟着做，那这就是第二流，甚至第三流的学问。
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你做了一门学问，过了20年甚至40年，还有没有人在乎。有些研究做出来，两年以后就几乎没人记得了，这就肯定不是第一流的学问。拿人文里面的例子讲，司马迁写《史记》，两千多年后，我们还是觉得它重要，对它的看法没有改变，做第一流的学问就是这个意思。
丘成桐：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健康的想法，他们愿意为了真理，为了人类的安全和幸福，为了社会的和谐，去自动、自觉地贡献。同时，为了达到目标，大家愿意互相合作，互相帮助。
我们要让学生都能够有高尚的目标。我们是为了全世界的和平、全世界的富有来奋斗，不要单在一个私利的、狭小的地方照顾自己。当一个人有了大的志愿后，小的地方其实会被自动满足。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志愿要大一点，要为国家、为世界的发展做出努力——无论是在科学还是人文领域。
世界一流大学应当是文理都要重视的大学，是对中国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有担当的大学。
丘成桐：要有一个高雅的志愿，为了你的好奇心拼命向前，去完成你一辈子最重要的好奇心，不要放弃。
刊于《瞭望》2021年第24期
